▲ 古尔纳 图/视觉中国

正如那些脆弱又坚强的中国陶瓷碎片，古尔纳笔下每一位离散者和异乡人，都身处支离破碎的世界，却拼尽一生保存那份完整、价值和美感。

他在作品中聚焦身处剧变撕裂下的个人、群体与社会，采用的却是一种不事声张的安静笔调，背负沉重的伤痛记忆，他选择在沉默之下书写奔涌的心灵的声音。

【资料图】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 我要驳斥那些鄙视我们、轻蔑我们的人做出的自信满满的总结归纳。但写作不可能仅仅着眼于战斗和论争……写作关心的是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或迟或早，残酷、爱与软弱就会成为其主题。我相信写作还必须揭示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是冷酷专横的眼睛所看不见的，什么让看似无足轻重的人能够不顾他人的鄙夷而保持自信。”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Abdulrazak Gurnah） 的长相酷似影星摩根·弗里曼。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这位现居英国的坦桑尼亚裔作家，称他“毫不妥协且富有同情地深刻揭示了殖民主义的影响及身处不同文化和大陆鸿沟之间的难民的命运”。古尔纳坦言，对于瑞典学院的这份颁奖词，他当然没有异议，但他也自信地强调：“我的写作远不止这些。”

过去三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古尔纳创作了10部长篇小说。2022年下半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古尔纳五部代表作的中译本：《天堂》《海边》《来世》《赞美沉默》和《最后的礼物》。古尔纳另外五部作品《砾心》《多蒂》《遗弃》《离别的记忆》《朝圣者之路》的中译本预计将于2023年上海书展期间面世。

1948年出生的古尔纳于20世纪60年代走出非洲、移居英国，最终在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多年来，这位非裔文学教授对那里的学生产生了深刻影响，据古尔纳的一名学生描述，“他是那种一进门就让大家肃然起敬的人”，从教室的窗户望出去，学生们看到古尔纳教授从远处的桥上走来，会立马正襟危坐，准备迎接他的提问和授课。古尔纳不喜欢敷衍了事，他的学生表示：“每节课你都必须带着一种参加比赛的面貌全情投入。”

2023年4月7日下午，在《南方人物周刊》提出约访半年后，古尔纳终于拨冗安排了一次远程连线采访，在两节课的时间内，他马不停蹄地接受了中国四家媒体车轮战似的发问，对记忆、真相、移民、避难、身份认同、文学叙事、殖民主义等议题一一作出回应。他打断了出版社编辑对其光辉履历的开场介绍，表示希望单刀直入进入提问环节，整场颇具授课意味的采访，也让中国记者感受到了古尔纳学生所说的教授的“威严”。他精力充沛，绝不随便应付问题。为了提高采访效率，面对一轮又一轮密集的“答辩”，年逾古稀的古尔纳甚至婉拒了“课间休息”的善意提醒。

“童年时，我在家乡的海滩上经常看到那些美丽的碎片，老人们常说，那是中国的陶瓷……”当《南方人物周刊》以“非洲的中国陶器”开启对话时，古尔纳饶有兴致地介绍起了考古学家在东非海岸的最新发现。

“了解印度，了解中国，了解所有这些地方——这非常重要。”早在BBC《百样物件中的世界史》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2010年开播） 关于“基尔瓦（东非海岸古城）陶罐碎片”的一期节目中，古尔纳就曾分享自己少时在桑给巴尔岛发现中国陶器的经历，他原以为这些漂洋过海的碎片的故事只是阿拉伯飞毯一样的传说，“直到后来你走进博物馆，不断听闻中国船队远赴东非探险的惊人壮举，那些物件才变得珍贵，它们成了某种重要事物的象征，和历史产生了联结……你发现它们不只是碎片，你感受到它们的完整性、沉甸甸的分量和独特的美感。一切都环环相扣，像中国这样离我们如此遥远的文明，相隔几个世纪后竟也能出现在这里。”

古尔纳一直都在书写印度洋上发生的故事，故乡族群的残酷过往不断闪现，迫使他反复回望和追溯，他在异国追寻原乡的记忆、通过文学构建心中的家园。正如那些脆弱又坚强的中国陶瓷碎片，古尔纳笔下每一位离散者和异乡人，都身处支离破碎的世界，却拼尽一生保存那份完整、价值和美感。

▲ 2021年12月6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瑞典驻英大使米凯拉·库姆 林·格兰尼特在伦敦为古尔纳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奖章和证书 图/ 视觉中国

“天堂”与“来世”

“在英国生活的日子里，我没有任何一刻觉得自己离开过桑给巴尔。”

作为一名移居海外的坦桑尼亚裔作家，古尔纳曾不止一次公开表示自己对桑给巴尔这片宁静故土的思念。

今天，桑给巴尔的海滩被欧美游客视作“天堂”：清透蔚蓝的碧海上飘扬着缤纷的滑翔伞，当地人熟练地蹬腿爬树，为游人摘下新鲜的椰子和榴莲。但对本地人而言，奢侈的度假酒店只属于“他们”，素朴的锡皮屋顶和破旧的在地社群才属于“我们”，这种鲜明对比随处可见，也是非洲文学反复书写的母题。

“从我们住的房子楼上的窗户往外眺望，你可以看到码头边的货栈和停满港口的独桅三角帆船。城里大多数人都靠海生活：渔夫、水手，要是怕危险，就做些生意，我父亲就是个卖鱼干、腌鱼之类的小商贩。”新近出版的演讲随笔集《辨读地图》中，古尔纳在《印度洋之旅》一文里回忆了自己的童年。

1948年，古尔纳生于东非海岸的桑给巴尔岛，这里人种混杂、文化交融，自古就与阿拉伯和印度等地有商贸往来，早年的航海家们从印度洋各方来到这座迷人的小岛，他们世世代代用东方茶交换非洲布，用阿曼糖交换奴隶和女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阿拉伯、波斯、印度的外来人种大批迁入这片土地。再后来，“桑给巴尔”这个波斯语中意指“黑人海岸”的小岛上又出现了西欧殖民者：葡萄牙人、德国人、英国人……经历了长期的殖民统治和短暂的独立后，桑给巴尔于1964年与坦噶尼喀合并为坦桑尼亚。

“先说那个男孩。他名叫优素福，12岁那年突然离开了家。他记得那是旱季，每天都是一个样。花儿出人意料地开放又死去。奇怪的虫子从石头底下爬出来，在炙热的阳光下抽搐而死。太阳使远处的树木在空气中颤抖，使房屋战栗喘息。每有脚步踏过都尘土飞扬，白天的时光被一种硬邦邦的寂静所笼罩。那种确切的时刻会随着这个季节重现。”

——《天堂》

▲《天堂》

作者：【英】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译者：刘国枝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9月

古尔纳1994年发表的小说《天堂》 （Paradise） ，将背景设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处于英德殖民与内部剧变之下的东非大地，故事讲述了少年优素福被父亲卖给富商“叔叔”阿齐兹抵债后伤痛曲折的成长之旅。

优素福纯洁俊美，12岁时被卖为契约劳工，被迫离家走上商途。阿齐兹家的花园和非洲壮美的景色曾让他如临天堂，但八年辗转苦行使他历经疾病肆虐、迷信盛行、猖獗的奴隶贸易、尔虞我诈的部落争斗……面对身份危机，他最终绝望地奔向了丑恶的德国军队。古尔纳借少年单纯明净的视角呈现广阔诡谲的非洲社会生态，以细腻的笔触和质朴的语言描绘出了最震撼人心的黑暗，将个体在动荡历史变迁中的艰难命运刻画得淋漓尽致。

2020年，古尔纳出版最新小说《来世》 （Afterlives) ，当叙述者道出书中人物哈姆扎的过去，一句“他不是我的叔叔”让读者猛然想起优素福。古尔纳同样追溯桑给巴尔祖辈经历的《来世》，因此也被视作《天堂》的续篇。

“我失去了父母，甚至都不了解他们。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记得他们。”

——《来世》

▲《来世》

作者：【英】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译者：李和庆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9月

从叙事时间线来看，《天堂》结尾引出《来世》中将要发生的故事：20世纪初殖民时期一个东非家庭几代人的悲欢离合。小说主人公伊利亚斯幼年被德国殖民军队拐走，离家多年后回到村庄，父母早已去世，妹妹阿菲娅寄人篱下、备受虐待。非洲士兵哈姆扎在德国殖民军队服完兵役从战场归来，身心伤痕累累的他遇到了勇敢的阿菲娅……几个年轻人的命运被紧紧系在一起，但就在此时，战争阴影又一次迫近，历经艰险才得以重聚的亲人将再度面临分离。

“我一直都想写下战争。”古尔纳为创作《来世》酝酿了多年，他其实并不急切，恰逢那几年英、德等前殖民主义国家被频频要求重新审视历史，这让小说出版迎来好时机。“我们要不断直面殖民史遗留的问题，显然，眼下的环境布满敌意：攻击陌生人、排挤其他人，但同时，我想，反抗也从未停止。”

▲ 古尔纳 图/视觉中国

从“囚笼”到“海边”

“我是一个难民，来寻求庇护的。‘难民’和‘庇护’这两个词都不那么简单，即使人们都听习惯了……我们常常离开已然熟悉的环境，带着一点乱糟糟的行李，藏着一点秘密和一点没有头绪的野心，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海边》

古尔纳2001年雄心勃勃的小说《海边》 （By the Sea） 体现了他对难民处境的深切关注，尤其是身处不同文化夹缝中的难民所遭遇的精神危机。

“1960年代中期，我们的生活突然遭遇了一场巨大的混乱，其是非对错早已被伴随着1964年革命巨变的种种暴行所遮蔽：监禁，处决，驱逐，无休无止，大大小小的侮辱与压迫。”古尔纳坦言，直到移居英格兰后，饱受思乡之苦与他乡生活之痛的他，才开始深思往事，“在不顾一切地逃离家园的过程中，有什么东西是被我丢下的。”

古尔纳虽用英语创作小说，但时不时会穿插母语斯瓦希里语，而“斯瓦希里”一词出自阿拉伯语，意思就是“沿海的”。空间在古尔纳的小说中常构成多重时间和身份的组合，《海边》会让人想起他1985年的短篇《博西》里“12月的那天，我们出发前往监狱岛”，或是1992年的短篇《囚笼》里的声音：“海水的气息一下子勾起他对父亲家乡的回忆。那个小镇也在海边，他曾和其他孩子一样，在沙滩上、树荫下玩耍嬉戏。但那已经不是他的归属地、他的家乡。”

《海边》讲述了20世纪末从桑给巴尔来到英国寻求政治避难的中年人奥马尔的遭遇。抵英后，奥马尔被安排暂住海边小镇，由于入境时使用了昔日家乡宿敌的名字，仇家的儿子拉蒂夫找上门来。身处异乡的两人敞开心扉，共同回忆了当年的家族恩怨，真相浮出水面，最终达成和解。

“许多人都要么离开了，要么被驱逐了，要么已经死了。剩下来的人也都遭遇了无数的邪恶和苦难，没有哪个人大包大揽，也没有哪个人能逃脱……听着人们诉说苦难的经历，我的心态非常平稳，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命运。”

在《海边》中，古尔纳曾借小说人物之口道出1960年代家乡所处的高压环境。自获诺奖以来，媒体报道也一再突显古尔纳的“难民”标签，十多年前的一次采访中，他大致叙述过自己离开故土的经历。

1966年，18岁的古尔纳自中学毕业，恰逢新生的坦桑尼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国民建设运动，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古尔纳随即被送往乡下学校教学。古尔纳表示，桑给巴尔革命及随之发生的社会动荡相当复杂，不能简单概括为他“逃离”的原因。当时出于求学渴望，他和表兄弟1967年离开故乡前往英国，其间恰逢坦桑尼亚与英国外交关系紧张，英国政府加强了对非洲入境的签证审查，因此他只以游客身份申请为期一个月的旅游签证入境。进人英国后，古尔纳在坎特伯雷技术学院参加了大学升学考并被录取，移民局虽对这个非洲留学生的先斩后奏表示不满，但最终还是给他转成留学签证。古尔纳在英国开始求学生涯，后与一位英国女士结婚，转为英国国籍，并在英国定居。

▲《海边》

作者：【英】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译者：黄协安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9月

“我从没料到英格兰也会这么热，灼日照得我汗流浃背喘不过气来”，关于古尔纳青年时期初到英国的经历，可从他那篇题为《马盖特》 (Margate) 的随笔中获取，有意思的是，马盖特也是英格兰东部边陲的“海边”小镇，这里曾被画家特纳赞为“拥有全欧洲最美的天空”，但1968年夏古尔纳初识马盖特时，“它就像是一片飞地，因为这是我所不知道的英格兰。”

古尔纳到达坎特伯雷时，这个小镇和他从书中读到的一样熟悉：教堂、河流、横梁搭建的房屋；屠夫、面包师和警察。“但马盖特吵吵嚷嚷的，挤满了在廉价游戏和嘈杂流行乐中找乐子的人……每个周一早上在学校，都会传来那里发生疯狂而充满诱惑的故事：独臂土匪的胡作非为和流行音乐会上的不眠之夜；有时还夹杂着年轻女子同意跟我那些富有同学发生关系的放纵剧情……”

在坎特伯雷技术学院，古尔纳遇到同学约翰。两人初识，约翰就对古尔纳坦言，他不喜欢“wog” （具贬义的英国俚语，常指阿拉伯人或非白种人的“外国佬”） 。当时对古尔纳而言，这是个新词，但他多少能猜出里头的意味，他想知道原因，约翰直言不讳道：“因为他们身上有臭味。”

自那以后，约翰在班里总坐古尔纳边上，“尽管我更喜欢独自坐角落里。”那个年代，英国学生霸凌黑人时，人高马大的约翰成了古尔纳的“保护人”，他带古尔纳去海滨小镇马盖特度假，又邀他去家中做客，“他们一家说，邀请我是出于好奇，因为约翰一再强调，我和别的移民不同，我有教养，我不知道他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但面对他的父母，我的‘文明开化’程度显然还不够。”

约翰参军后，古尔纳与他失联了。事实上，古尔纳在马盖特认识的大多数同学，不少是来自伊朗、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这样的石油大国，“马盖特可能是他们抵达英格兰的第一站，大量欧洲和中东学生来到这座海滨度假小镇学习英语，旅游淡季时，他们占满了空荡荡的民宿。”

告别1968年夏伴着披头士Hey Jude歌声的那次度假，直到近30年后的1997年，古尔纳才重返马盖特，那次出行是为了探访来自捷克的政治避难者，他们从英格兰东南的多佛尔港抵达马盖特。“这些人讲述了在那个国家的各种遭遇，当地青年的暴力，孩子被人攻击伤害，当局却没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他们。一个女人给我看了她的满口碎牙，有人用棒球棍袭击了她。”

古尔纳曾以难民身份来到英国，对于那种孤独、错位和创伤都深有体会，“尽管好久没来，旧日记忆依然鲜活，海滨已空无一人，扩音喇叭消声了，露天游乐场也关了……马盖特某些地方已被弃，不是破败，而是空荡荡、无人使用、散发着危险气息，这里成了开放的拘留中心，流离失所的人们在此寄居。”

1997年与马盖特的难民交流后，古尔纳驱车沿这座海滨小镇又转了一圈，他犀利地指出：“寻求庇护的难民因缺乏安全感而陷入紧张的生活，这地方以某种方式宣泄着怨恨：斗殴、抢劫、虐待……马盖特不完全是寻求庇护者的古拉格，它看起来更像一具残骸，印证着自己‘腐化之城’的名声。”

▲英国坎特伯雷，古尔纳的家 图/视觉中国

“离别的记忆”，“最后的礼物”

“他指的是黑人、黑鬼、黑奴、黑佬，那些大声说‘我是黑人我骄傲’以及‘我是饥荒、暴政、疾病、无尽欲望和历史受害者’的家伙。你知道，我的种族。我看得出他认同我恭顺的沉默，因为他微笑着发出禁令和指示，并且不时摆动手指警告我远离下流的诱惑。”

——《赞美沉默》

在古尔纳的《海边》、《赞美沉默》 （Admiring Silence, 1996） 、《最后的礼物》 （The Last Gift, 2011） 、《砾心》 （Gravel Heart，2017） 等作品中，他笔下的异乡人总是很难融入英国社会，他们挣扎着生活在社会边缘，不时为殖民文化的种种后遗症所刺痛：自恋的帝国主义心态混杂着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隐藏于傲慢的伪善面具之后。

“我在来到英国后看得愈发清楚……在他们的某些自我叙事中——既有文字，也有闲侃——在电视上还有别的地方的种族主义笑话所收获的哄堂大笑中，在我每天进商店、上办公室、乘公交车时所遭遇的那种自然流露的敌意中，像我这样的人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古尔纳曾在获奖演说中直言，而这种隐痛也正是激发他写作渴望的动力。

1968年，古尔纳以难民身份赴英留学，随后几年，他便开始用日记写下自己漂泊异乡的感受，这些内容后来逐渐演变成关于他人的虚构故事，最终于1987年形成他的小说处女作《离别的记忆》 （Memory of Departure） 。

年轻的古尔纳借主人公哈桑之口，传达出他人生中所面临的最大劲敌，其实是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那种复杂的情感。“我想了很多关于家乡和同胞的事情，以及和他们在一起时的情形。我对离开那个地方感到如此痛苦。谁会想到呢？我从未想过我会想念那片土地。现在我害怕自己可能会忘记这一切。”

在《离别的记忆》篇末，哈桑在远航的船舱中对心仪的女孩写下告白，他终于走出非洲，故乡种种是他最思念珍视的生活，但被留在了回忆中，远航结束登陆某个港口后发生的种种奇遇将在未来发生……

自《离别的记忆》起，“回不去的故乡与融不入的他乡”成了古尔纳反复书写的主题，贯穿其中的则是长期笼罩心头的错位感，正如他在《赞美沉默》开篇所描写的那种钝痛：“我感到胸口有硬块，医生告诉我可能是心脏病，而我的确有心病。”

▲《赞美沉默》

作者：【英】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译者：陆泉枝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9月

与《海边》相对乐观的结尾不同，《赞美沉默》的主人公二十多年来一直试图融入英国都市新生活，他想讨所有人欢心，却活得身心疲惫。最终，主人公从非洲探亲返回后，遭到了多年同居的英国女友的遗弃。

“沉默”，绝望和痛苦之下的沉默，亦可化作回击残酷现实的另一种力量。古尔纳所“赞美”的“沉默”，并非懦弱与逃避，而是维护尊严、拒绝奴役的无言对抗，正如他在作品中聚焦身处剧变撕裂下的个人、群体与社会，采用的却是一种不事声张的安静笔调，背负沉重的伤痛记忆，他选择在沉默之下书写奔涌的心灵的声音。

继《赞美沉默》后，古尔纳在姐妹篇《最后的礼物》中又续写了漂泊异乡者的孤独与挣扎，更首次聚焦于移民后代所遭遇的身份危机，并尝试探讨出路何在。他曾在演讲中发声：“我们这一辈人，都是殖民主义的孩子……我们的晚辈有他们的后殖民失望要面对，也有他们自己的自我欺骗来聊以自慰，所以有件事他们也许并不能看得很清……那就是：殖民史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腐败和暴政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殖民遗产的一部分。”

▲《最后的礼物》

作者：【英】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译者：宋佥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9月

古尔纳笔下的人物，他们的“异乡”和“故乡”相距千山万水，但自“离散”至“抵达”，要跨越的却是贯穿19世纪和20世纪的全部政治：帝国、殖民、种族、移民……

或许，正因对身份认同的警觉与敏感，面对获奖消息时，古尔纳也是疑云重重。“接到电话时，我刚走进厨房打算沏杯茶，马上吃午饭了，那是11点50分，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因为正式消息12点公布。电话那头说话非常礼貌：‘您被授予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我觉得他在耍我，回道：‘这是哪出恶作剧？你开玩笑吧？你想干嘛？你是谁？’对方解释自己是瑞典学院的，态度谦恭、语调温和，他告诉我确实得奖了，消息将在8分钟后公布……”由于每年颁奖前都有作家接到戏弄电话，古尔纳坦言，当时自己差点愤怒地挂掉电话。“我上楼打开电视，看到刚才电话里那个家伙正在公布消息，说实话，听到自己名字那一刻，我依然难以相信，总觉得那个温柔的声音背后藏着某个人，这会儿正寻开心似的得意大笑。”

▲ 2016年5月19日，英国坎特伯雷，古尔纳在肯特大学给学生讲课 图/视觉中国

非洲原乡归去来

南方人物周刊： 在BBC四台的广播节目《百样物件中的世界史》里，你曾讲述自己年少时在桑给巴尔岛发现中国陶器的经历，想请你分享下最早对中国的认知和想象。

古尔纳： 所以，我们的对话先从陶瓷开启吗？ （笑） 说到中国陶器，其实那在东非海岸并非惊人的发现，你甚至可以说，中国陶瓷或那些美丽的蓝色陶瓷碎片在我们当地非常常见。我想你一定听说过郑和下西洋的故事，他当年最远抵达的就是东非海岸。中国陶瓷和其他艺术品在东非出现，要归功于中国古代商贸船队的远航。

今天依然有考古学家在研究追溯这些文物的源头，他们认为，很有可能在那次远航之前中国陶瓷就已来到非洲，因为东非与远东素有商贸往来，这些陶瓷未必直接随中国船队而来，它们也可能是中国和泰国、印度及其他国家往来时运输交易的商品。最近有个令人兴奋的发现，考古学家已找到证据，在当地发掘的一些公元6世纪左右的玻璃物件，它们很有可能来自泰国，源头或许是更遥远的东方。所以，考古学家一直关注着中国那些艺术品抵达东非的历史。

南方人物周刊： 你是否读过一些中国作品？

古尔纳： 哦，遗憾的是，我们没读过任何中国作品，但我们那时倒真有些中国邻居。我们居住在一个非常小的社区，那里也许有三四户中国人家，他们和我们住在同一片区，大家离得非常近。我猜想他们大多来自中国南部，可能来自香港，但我不太确定。我印象中他们好像是做面条生意的，因为我们经常看到外头排着装满干面条的托盘，我想他们也卖其他东西，而且他们能讲一口流利的斯瓦希里语。我印象中的中国人大多都是商人，他们和当地人混居杂处，后来我也从新闻中了解中国，从中可以看到你们国家过去几十年来经历的巨大变化和发展。

南方人物周刊： 小说《赞美沉默》中，主人公离开非洲故土20年，直到一封家书邀他回国探亲。1984年你第一次回到故乡桑给巴尔的印象是什么？

古尔纳： 我许多年后第一次回去坦桑尼亚时，首先，那里的政府已经变了，确切地说，是领导人换了，应该说还是原来那批人，但领导换了。新领导和新政府决定颁布大赦令，允许以前离开的那些人回国，也是差不多在那时，我听说我的父亲已病入膏肓，所以看来这正是我回乡的时机。

我不知道自己等了这么多年回去后会遇见什么，我猜想当地人都不认识我了，他们也许会面面相觑：瞧，这人是谁？我们都不认识他。我也不知道政变多年后各种敌对和恨意是否依然存在……所以，回去时某种程度上我怀着极大的焦虑和不确定，我会寻找到什么，我会不会遭到拒绝？但事实上，我的顾虑是多余的，我很感恩也很高兴能和亲友重建联系，我回去见了父母和其他姐妹们，还有她们的孩子，那是一次美妙的回乡经历，那些情感体验都很珍贵，自从那次回乡之后，这种离散聚合多年来在我的生命经历中不断重复，每当我被这种怀乡情愫触动，便从英国异乡返回非洲故园，一次又一次，出走复归家。

南方人物周刊： 那次回国探亲，家乡有没有什么变化令你深感震惊？

古尔纳： 当然，那是1984年，可以说家乡的一切都令我感到震惊，许多生活必需品你在当地都无法获取，正如我在《赞美沉默》中所写的，那里严重缺水，极其贫困，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我想旅游业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里成了热门旅游景点，你可想而知，当地缺水的话是不可能招待游客的，游客花钱来这里，他们自然希望能有个舒适干净的环境。所以，现在当地许多情况都得到了改善，生活变得愈发便捷，物价甚至有些贵了。当然，有资金进来，当地人也能过得相对富足些。

南方人物周刊： 你多年定居欧洲，与你青年时期相比，你认为西方人对非洲的印象是否发生了一些改观？

古尔纳： 他们对非洲的印象的确发生了变化，但总体而言，我觉得也很难给出定论，因为涉及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和文化，有数百万人牵涉其中。对此，我认为不可能道出某种单一的态度。你会发现截然不同的观点，一边可能还颇具敌意，但另一边真的有人深切关心非洲所经历的一切，而且他们非常愿意投入其中，所有这一切，都在变化过程中。

说实话，关于这个问题，也许我还无解。举个例子，50年前，很明显，大多数英国人论及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关系，他们的姿态完全是自吹、炫耀的，但到今天，我想大多数人 （对过去的自吹） 是表示怀疑的，他们渴望以开放的心态去理解英国在历史和当下的地位。我不确定欧洲其他多数国家是否也做到了，但在我看来，面对难民或寻求庇护和帮助的人群，不少欧洲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很大程度上仍持拒斥和抵挡的态度。

南方人物周刊： 小说《砾心》中，叙述者Salim在开篇写道：“我的父亲不想要我”，你在作品中反复抒写纠结的父子关系，有评论家指出：父亲也是故国的某种表征，异乡人对他的故国怀有极其复杂的情感？

古尔纳： 是这样的，事实上，我会说，更多时候我想表达的是父辈和下一代之间纠结复杂的关系，但是别忘了，除了父亲与孩子，我也经常写到母亲，在《遗弃》里我也写了兄弟，等等，所以我想，应该不只是父子关系，而且我更关注的是多元复杂的人际关系，并非一些评论家所说的关于异乡人与故国之间的那种隐喻。

南方人物周刊： 小说中，Salim提到莎士比亚的《一报还一报》，父亲说自己从没完全看懂过莎士比亚，你的家人阅读你的作品吗？他们有何评价？

古尔纳： 是的，我的家人们读过我的作品，我的父母都已经过世了，现在只有姐妹们，她们读过我的小说，我想她们还挺喜欢的，至少目前她们还没谁跟我抱怨：你胡言乱语写的都是些什么？ （笑）

▲ 2022年4月28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奖博物馆，古尔纳在椅子底部签名 图/视觉中国

对暴行和不义保持警觉

南方人物周刊： 在小说《海边》中，你笔下的主人公奥马尔后来被投进监狱，监狱也让我想起你早年一部取名《囚笼》的短篇小说，尽管写的只是杂货铺里的故事，但主人公似乎也被“囚禁”在那个狭小的空间和无望的生活中。

古尔纳： 《海边》中所写的是我们过去称作海岛监狱的地方，那里其实很有故事，在我很小的时候，这些地方曾被改成别的名字，但那里最早是建造来安置肺结核病人的，我认为那是用来隔离传染病人的场所，但它从来都没用作病护所，事实上，政变发生前它就直接变成了监狱，用来关押那些打算逃往国外的政治犯，把他们关押在与世隔绝的海岛上。现在那里已经不关押犯人了，反倒成了旅游景点，它在历史上丑陋黑暗的一面也被隐藏了起来。

南方人物周刊： 书中，你对奥马尔的住宅做了精细描绘，面向大海的窗户确乎预示着某种开放和对话，有评论家解读，那是对世界主义文化的隐喻，与此相对的则是他被投入监牢的狱窗，那是对内陆残酷封闭的独裁社会的隐喻。不知你如何看待此类解读？

古尔纳： 是的，我表示同意，那些被关押在海岛监狱的人们遭受了极其不公正的待遇，那里的确是一个拘留中心。在一个更宽大开放的社会，当地老百姓也许未曾经历过此类磨难，有人以这样的隐喻来解读两者对比，他的表述可谓相当公允。

南方人物周刊： 小说《海边》结尾，奥马尔、拉蒂夫对移民工作人员瑞秋的不信任出现了积极转变的迹象，我猜你想借此表明，不同文明最终是可以达成和解的。

古尔纳： 是的，正如我在作品中所表达的，但前提是：他们必须学会谦卑，别总那么确信自己是对的，错误地高估自己、看低他人。做到这点，我深信不同文明背景的人最终会达成和解。

南方人物周刊： 你在小说《天堂》中写的主人公优素福，他的人物原型让我想到宗教经典中约瑟的故事，你当初创作这个人物时是如何考虑的？

古尔纳： 我想写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当时他生活的这片土地正被欧洲殖民者掌控，这是我创作这个人物的主要原因，我试图写出这个世界某种程度上被殖民主义操控的样貌。想到这里，我就想创作一个纯真、无辜、美丽的形象，他的俊美和脆弱令他的敌人也为之吸引，然后我就想到了宗教经典中约瑟的形象和经历，这使我脑中的画面拼图渐趋完整，我可以将这个故事和殖民主义重置于一个时空，而且能借此探究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的问题，因为它们都受到宗教和现实中各种权力的塑形和影响，这里头还包括成年人对孩童的操控、人们关于商贸和资本主义的种种观点等诸如此类纷繁复杂的议题。

▲ 2021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收获奖章和证书 摄影/ADRIAN DENNIS 供图/上海译文出版社

南方人物周刊： 你如何看待文学创作从宗教作品中汲取灵感并作阐发？

古尔纳： 当然，宗教是我们的知识储备和自我认知等诸多方面的活水源头，但我并不认为《天堂》是一部宗教小说，正如外界对我的写作给出的评论，它和信仰没有太多关系，更多是关于人们如何看待自我、如何理解世界，以及如何描述这个世界，作为一名作家，我有个人的见解，也试图通过写作去展示这多个层面。

南方人物周刊： 关于近作《来世》，据说你很早就想写一部围绕战争的作品，但迟迟没有动笔。不知当时是什么激发你关于“战争”主题的创作，其间迟迟没有动笔是在酝酿什么吗？

古尔纳： 迟迟没有动笔，是因为我还在寻找，我需要了解更多。正如我刚才解释的，写作《天堂》时我思考的是殖民主义，写作《来世》时我想换一种方式，这期间我还写了别的书，又要上课，搜集关于那段历史时期的知识和素材。所以，直到2018年，我觉得自己已做好准备重新回到这个议题，时机成熟，我就开始动笔了。

南方人物周刊：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写一本小说的出发点通常是一个形象。你写一部小说时，通常它的原初点是什么？一个形象、概念、情节，或是……

古尔纳： 视情况而定吧。刚才我提到，写《天堂》时，我从优素福这个男孩形象出发，他正好面对欧洲殖民主义与当地人的冲突，我这样设置是因为探究这个问题时，我发现自己的父亲已经是个老人了，然后我对自己说，当年欧洲殖民者来到这片土地时，他看见了些什么？你可以说这是我写《天堂》最初的动机，我试图想象像他那个年纪的某人当初可能经历和见证了什么，他如何理解周遭发生的一切。但到动笔创作《来世》时，我又有了新的主意，我想写和战争相关的内容，或者应该说是追问暴力的根源吧，因为那实际上是一场欧洲战争，却是在非洲那片土地上打了起来，当地人其实都不明白双方（英、德）为何而战，所以我想写的是，保持一定距离你会如何看待这场战争，这有别于深陷战火中时当地人的视角，其实是超越个体的……当然，我不反驳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说法，小说的出发点通常确实是一个形象，他说得对！

南方人物周刊： 福克纳认为，一个作家要具备三个条件：经验、观察、想象，对你而言，哪个最重要？

古尔纳：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此类创作声明，我认为这三样都很重要，想象不可或缺，经验的话，它关联你的记忆，当然，锐利的观察也很重要，你要保持警觉，睁大你的双眼，这样才能够回应和抵挡来自暴行、不义和任何错谬事物和言论施加的压力，所以，很难讲这三样在我的创作中哪个最重要，我只是敞开自己的脑袋，吸纳所有这些元素，让它们发挥功效。

南方人物周刊： 《来世》的创作涉及战争议题，眼下国际局势动荡，对于俄乌冲突，你有何观察和思考？

古尔纳： 眼下的俄乌冲突与我小说中所写的非洲遭受殖民的战争不同，当然，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场殖民战争，但这两个国家是邻居，他们之间的冲突已持续多年，且彼此争竞。毫无疑问，乌克兰土地上燃起的这场战火是可耻的，挑起战争的原因让人无法理解，而它这样暴虐惨烈地持续至今更是难以置信。

南方人物周刊： 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和几部小说中的哪个人物最有共鸣？

古尔纳： （笑） 哦，坦白说，我也不知道，我想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笔下这些人物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从非洲那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

（参考资料：《天堂》《海边》《来世》《赞美沉默》《最后的礼物》，[英]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著，刘国枝、黄协安、李和庆、陆泉枝、宋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Map Reading：The Nobel Lecture and Other Writings，Memory of Departure，Dottie，Desertion，Pilgrims Way，Gravel Heart， Abdulrazak Gurnah，Bloomsbury；《非洲短篇小说选集》，[尼日利亚]钦努阿·阿契贝、[澳大利亚]C·L·英尼斯编，查明建等译，译林出版社；《外国文艺》总第262期、《外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2期，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 Kilwa pot sherds、Abdulrazak Gurnah on Afterlives and Colonial Hypocrisy 等；致谢：王杨卡佳、宋玲、秦继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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